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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汪熙先生與“盛檔選輯叢書”

?  我與汪熙先生相識于1977年,當時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聯系《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叢書(以下簡稱盛檔選輯叢書)的責任編輯,他是這套叢書的主編之一。我與汪先生是兩輩人,我視他為長輩、老師,他對我熱情和藹,工作中主動與我溝通,親切地稱呼我為“金元同志”。持續三十多年的交往,我與汪先生的關系變得非同一般,他曾經在一次聚餐時對我說“我們是朋友”,視我為他的忘年之交。2016年底汪先生以97歲的高齡辭世,是老同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總編輯曹培雷告訴了我這個信息,使我沒有錯過參加他的追悼會的機會,否則我會遺憾終生。

  2018年春節前夕,我有幸收到了一本制作精良的紀念汪熙先生逝世的集子,書名是《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紀念文集》。紀念集后記中說文章都是編者征文而來,我事先并不知曉征文一事,故紀念集中沒有我的文章,但這不能抹去我對汪先生的深厚情感,我決定寫點什么,作為對汪先生的懷念。汪先生一生致力于學問之事,他視學術為生命的事業,一生的學術活動中,他主持的多卷本盛檔選輯叢書的整理出版工作持續二十多年,這套書的出版應該算是他嘔心瀝血、引以為榮耀的成果;雖說這套書有三名主編,但這套書歷經坎坷、艱難問世,汪先生厥功至偉,甚至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這套書的完整出版。作為盛檔選輯叢書的責任編輯,幾十年來我目睹了汪先生為這套書所付出的辛勞,下面就寫些我所知道的汪先生與盛檔選輯叢書整理出版的往事。

????主持盛檔整理小組的日常工作

  盛宣懷檔案資料藏于上海圖書館,對它開展的整理、出版工作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市的一項文化工程,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重點出版項目。這套書的責任編輯原來是上海人民社的老編輯李家壽先生,因種種原因,1977年社領導決定讓我接手這套書的責編工作,這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從此使我結識汪熙先生。盛宣懷檔案內容豐富,涉及晚清的政情、經濟、文化以及對外關系,而且資料規模宏大,因此參加編輯整理工作的人都是專家學者,并設有三名主編,分別是陳旭麓、顧廷龍、汪熙。陳旭麓系華東師范大學著名教授,有教學任務,要帶研究生,無暇坐鎮整理小組參加具體工作,只是半個月左右去一次整理小組,作些指導;顧廷龍系上海圖書館館長,年邁而且館務纏身;因此日常工作全由作為著名中國近代經濟史專家的汪熙先生主持,汪先生天天坐班盛檔整理小組。我接手責編工作后,社領導囑咐我一星期要三次去上海圖書館的盛檔組上班,這就增加了我與汪先生交往的機會,使我對他與盛檔整理工作有了較全面的了解。

  盛檔整理工作名義上是多個單位的合作項目,它們分別是復旦大學歷史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上海圖書館、上海人民出版社。參加人員分別由上述單位派出:其中屬于整理小組正式成員的有左鈞如、齊國華、季平子、武曦、徐元基、黃葦、葛正慧、朱子恩;先后參加過這項工作的有陳匡時、夏東元、方詩銘、湯志鈞、吳乾兌、余先鼎、張銓、趙清、蔡幼紋等,不過他們這些人參加這一工作的時間較為短暫;另有兩名輔助人員,即稿件抄錄人員和卡片目錄制作人。順便說一句,《生命不息、求索不止:汪熙先生紀念文集》的插頁第4頁末的彩照說明文字“上海圖書館盛檔整理小組新老成員合影”是有誤的,照片中盛檔整理組的成員只有汪熙、季平子、朱子恩、武曦四人,也不存在盛檔整理小組新老成員之說。

  因盛檔資料藏于上圖,因此整理小組成員每天到上圖坐班。那時上圖在上海南京西路325號,即今日的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與人民公園為鄰。作為主持工作的主編,汪先生天天去上圖上班,與別人相比,他是早去晚歸。參加盛檔整理工作在當時既沒有課題費,也沒有稿酬(后來恢復稿酬制度后,只有千字幾元的稿酬),只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信封、稿紙、圓珠筆,給整理小組正式組員每人每月買一張6元錢的公共汽車月票。

????制訂整理盛檔選輯叢書的規范要求

  盛宣懷是晚清朝廷重臣李鴻章的親信幕僚,先后經辦了輪船招商局、華盛織布局、漢陽鐵廠、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通商銀行、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等近代新式企業,并官至晚清郵傳大臣,還參與政府的外交活動,是清政府炙手可熱的大員,留有大批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均屬未刊,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除了真實地記錄了中國電報局、招商局、通商銀行、機器織布局等近代新式企業的創辦過程、經營狀況外,還具體反映了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中國近代重大政治事件;生動地展示了與這些重大政治事件相關的朝廷官員的態度,以及外國政要的看法。

  但這些資料本身卻命運多舛。辛亥革命后,盛宣懷逃亡日本,這些資料進入上海大東圖書館;抗戰爆發后,這些資料西遷重慶,散亂地裝在木箱、麻袋中,堆放在祠堂內,遭受到侵蝕;抗戰勝利后,這些資料又回到上海,存入上海圖書館,長期堆放在樓梯的拐角處,未能得到妥善保管,因此資料原件破損嚴重,不少資料一拿就要破碎,“碰不起”,這給整理工作帶來不小的挑戰。而給整理工作帶來更多困難的就是原件的字跡潦草不堪,難以辨認;盛檔資料品類繁多,有電報稿、信札、日記、奏稿等,其中電報稿居多,電報稿的原件多有盛宣懷的批語和修改內容,偶有盛宣懷自己的擬稿,他的字跡潦草如天書;更有甚者,信札中有些內容不足為外人道,屬于機密性質,于是就出現他人無從知曉的“齊東野語”式的黑話。而對如此艱難的任務,整理組的人有畏難思想,主張對這類問題一律以“原文如此”的簡單方法處理。汪先生則自有主張,他對整理工作定出若干要求:對每一件原件認真閱讀,從中篩選出有價值的材料;對篩選出的原件材料,要確定日期,按內容歸類;對篩選出的原件要抄錄核對,根據內容擬加小標題,對正文加標點符號,內容冗長者要分段落;對潦草字體要反復辨認,組員間可以討論,對辯論不出的草體字存疑,匯總交到汪先生處;對“齊東野語”式的黑話要考證其內容,并加注釋說明。在他制定的這些規定中,汪先生著重強調選出有價值的內容是頂重要的一環。他制定這些規定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事實證明這些規定為提高整理質量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整理小組的同仁都認可汪先生提出的這些規定。

  汪先生提出的整理規范要求應該說難度是很高的,整理組成員承擔的工作也是很繁重的,有時完成一個“難啃”的原件整理工作,需要花費一整天的時間,甚至花費幾天的時間,這會嚴重影響整理工作的進度。為了使整理工作增速,汪先生向陳旭麓先生提出希望他的學生來幫忙做些事情,于是陳旭麓先生1979年10月讓當年自己的研究生陳梅龍、謝俊美結合各人的畢業論文寫作需要,來盛檔整理組幫助工作。與此同時,汪先生還讓我物色有一定文化水準,字寫得好的,工作認真仔細的人來幫助抄錄整理組選出的原件,我物色的人選是我的同事的父親,完全符合汪先生的要求。由于他采取的這些措施,對加快整理進度,提高整理質量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汪先生不僅對組員提出嚴格的要求,他自己也是按要求參與到具體的專題整理工作中,如該套叢書的8個專題中,《辛亥革命前后》一書是集體成果(署名是三位主編),汪先生也承擔了一部分具體整理工作;80萬字的《輪船招商局》一書的資料由汪先生從盛檔資料中篩選出,并對抄錄出的每一件材料確定了日期、初步作了標點,最后此書由兩人署名,汪先生是第一署名人。此外,每個組員對難以辨認的草體字,對不明其意的“齊東野語”式的黑話,對不能確定原件的日期等一系列難解之題,都要擺到汪先生的案桌上,由他最后解疑。汪先生還要對這套書的8個專題共11本書稿(平均每本約60余萬字)作最后的審定。工作量之大、壓力之重真是難以想象。為了加快處理手頭的工作,汪先生幾乎天天下班后要把工作帶回家繼續做,工作到深夜。整理小組的人知道這個情況后都很敬佩他,我記得徐元基、齊國華都說,汪公精力充沛,全力以赴,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做到這樣。汪先生曾私下里對我說,他每天中午騎自行車回家吃午飯要喝些白酒,睡一個小時的午覺,這樣可以保持全天精力充沛。

????應對外來的困擾

  除了要面對整理工作本身的種種困難,汪先生還要應對外來的困擾。對盛宣懷檔案資料,汪先生提出依內容按專題整理,應該是一個頗有見地的學術主張,出書后便于學者使用,能充分發揮資料的價值。但這一主張遭遇主編之一的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的強烈否定,顧老先生依圖書館整理上架的慣有思路,堅決主張按原件的日期編排整理出書。顧老是文化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深得世人尊重,但如何整理盛檔資料卻也是個大問題,汪先生具有耿正的秉性,他既尊重顧老,又不作遷就,多次到顧老的辦公室,耐心地與他溝通想法,舉出國內外同類書的通例,說服顧老,并得到了主編之一的陳旭麓先生的支持,顧老最終同意了汪先生的主張。事實證明,盛檔按專題整理出版深得學界人士的稱贊,如澳大利亞中國洋務運動史專家黎志剛教授對這套書贊不絕口;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馬勇教授在我面前講這套書編得好,很有用。順便說一下,汪先生主持的盛檔資料出版后,據說上海圖書館后來的領導又組織人對資料按時間順序進行編排整理,并將部分盛宣懷等人的親筆原件按文獻資料的規格影印出版,但是影印出版的圖書很難利用,還是汪先生按專題整理出版的盛檔資料學術使用價值高。

  雖然顧廷龍先生同意了汪先生按專題整理盛檔資料的主張,但事情并沒有完,對汪先生來講困擾沒有結束。不久,文化局分管上海圖書館工作的一位領導托人帶話說,盛檔資料是上海圖書館的財產,要按照圖書館的要求整理,即按照日期編排整理。說是托人帶話,因為是官話,分明就是一道行政命令。帶話人還要等著汪先生的回話。這套書雖說是三個主編,實際上承受巨大壓力的只有汪先生一個人。那時在我看來,汪先生實在是智慧過人,他采取不予直接回復的態度,對帶話人講,我們是搞研究的,是按研究的思路在搞,這個問題已與顧老溝通過,得到了他的支持,希望這位領導能到我們這里來視察一次,或我們主動上門,直接匯報工作,希望約定一個時間。汪先生沒有等來約見的安排,等來的卻是讓整理小組搬離上海圖書館的通知,理由是這間房間要派其他用處。如果被迫撤離,盛檔整理工作就會夭折。這突如其來的情況讓整理小組的全體人員感到了危機,于是汪先生立即調整工作步驟,動員大家全力以赴篩選材料,抄錄材料,整理工作日后補做,并讓我再物色增加抄稿人員。

  有一天中午,汪先生約我到他當時延安路模范村府上共進午餐,想聽聽我對盛檔組被撤離上圖這件事情的看法,我告訴他我要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向老社長宋原放匯報,他很贊同。當天快下班時,我趕回出版社,將盛檔整理小組在上圖的境遇向老社長作了匯報。湊巧的是幾天后宋原放社長要與文化局的方副局長、上海社科院的領導陸志仁、復旦大學教授田汝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旭麓先生在漕溪北路40號開小會,商討編寫出版多卷本上海史的事情,宋原放社長讓我跟著他一起去,并讓我帶些出版社出版的新書送給與會者,特別叮囑我把已經出版的盛檔資料書專門送給方副局長。在他們開會快結束時,宋社長微笑著表示希望方副局長支持盛宣懷檔案的出版工作。

  雖然沒能得到方副局長的直接回應,但宋社長的話還是起了作用的,文化局沒有象先前那樣催促整理小組撤離上海圖書館,從而使整理小組得以推遲幾個月撤離。正因為爭取到這段寶貴的時間,在汪先生的安排下,把要抄錄的專題資料基本抄錄了下來,當然因為時間太緊,還是留有遺憾的。事后汪先生曾對我講:很感謝老宋,他的話很關鍵,使我們贏得了時間,否則這些資料抄不出來,想想后怕。汪先生的這些話,表明他內心對盛宣懷檔案資料整理工作充滿熱愛,非常執著。

????籌措資金出齊盛檔選輯叢書

  盛宣懷檔案資料整理小組撤出上海圖書館后,已抄錄的絕大部分專題資料還有繁重的整理工作:對每件資料加標點、擬定標題等。而原先整理小組的正式成員所屬各單位的科研和教學任務開始繁重起來,他們表示難以繼續承擔后續的整理任務。為了保障整理工作的正常進展,汪先生決定充實整理人員,讓我、陳絳和傅德華等人先后加入到后續的整理工作中。于是,我參加到《漢冶萍公司》專題第三冊,傅德華參加到《義和團運動》專題,陳絳參加到《輪船招商局》專題。我們三人雖不屬于盛檔資料整理小組的正式成員,但為盛檔的出書也獻上了一份綿力。

  一切安排妥當,按理說只要假以時日,就可收獲成果。但誰也沒有想到,事情又發生了新變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為減輕經濟壓力,從1989年春開始調整出書結構,因盛檔選輯叢書規模大、印數少,新的社領導決定對尚未出版的盛檔五本書作暫緩出版處理。說是暫緩,從當時的形勢看,其實就是遙遙無期。對這樣的處理我很為難,但這是社里的決定,我如實向汪先生作了溝通。讓我沒想到的是,汪先生聽后表示理解,并對我講:這套書三個主編,現在第一主編陳旭麓教授已作古,我一定會想辦法讓這套書出齊,一是對得起旭麓公,一是對得起這么多參與這項工作的人,一是對得起我自己。汪先生這番話有情有義又有擔當,這又讓我想起另外一件往事。

  盛宣懷檔案屬未刊資料很珍貴,開始整理時聲稱要保密,因此沒有多少人知道此事,當盛檔資料第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后,影響迅速擴散,不久連國外學者也知道了,那時中國對外開放剛起步,美國學者費維凱對盛宣懷檔案的未刊資料懷有神秘感,找到汪先生,希望能看一眼這個資料的真面貌。那時盛檔整理小組即將撤離上海圖書館,于是在征得整理小組內的上海圖書館人員武曦的同意后,汪先生答應了費氏的這種無關輕重的要求,讓他看了一下,時間很短促,前前后后大約一刻鐘時間。當盛檔整理小組撤離上圖后,因為這件事武曦受到了批評,這樣他在圖書館的日子很難過。汪先生知道這個情況后,很是不安,想方設法通過熟人將武曦調入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工作,使他有了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后來武曦見到我時說,汪公有情有義,幫了大忙。

  現在再回到汪先生所說的一定要想辦法讓這套書出齊的這句話上來。所謂想辦法其實就是由他來籌措資金出版尚未出版的盛檔選輯叢書其余各冊。盛檔選輯叢書共8個專題11本書,精裝本。當時出版社還是鉛字排版時代,出書周期很長,一本30萬字的平裝本學術著作兩年出書也不算慢。而盛檔選輯叢書作為出版社的重點書在1985年前已出版6本,它們是《辛亥革命前后》《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物總局》《甲午中日戰爭》(上下)《漢冶萍公司》(一、二),還有五本書未出,它們是《漢冶萍公司》(三)《中國通商銀行》《上海機器織布局》《義和團運動》《輪船招商局》,這五本書都需要籌措資金才能出版,而且這五本書的字數平均每本在七八十萬字之多,需要的資金總數約50萬元人民幣。這樣一筆數目的資金就是放在當下也不容易籌措,而在那時算是一筆巨款。我當時覺得汪先生很難籌措到這樣數目的錢款,真的為他擔心。但他憑著自己深厚的人脈關系,個人的學術地位和社會影響,先后從清史編纂委員會、德國友人、輪船招商局集團、中國工商銀行文化基金會、蘭生集團及上海對外服務公司籌措到需要的出版資助,并適時地將這一筆筆錢款通過銀行轉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賬號上。隨著出版進入電腦排版時代,從2000-2002年,暫緩出版的五本書陸續出版,從而使《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叢書全部出齊,沒有留下遺憾。正如我在前文所說的,這套叢書能夠出齊,汪先生厥功至偉;沒有他的努力,也許就不會有這套書的完整問世。2015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決定重新出版《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叢書,8月,出版社與汪先生簽訂了重印合同,2017年1月,重印新書全部出版。遺憾的是,汪先生未能看到重印的新書,但新書的出版標示了汪先生學術生命的延續。

  盛宣懷檔案資料叢刊出齊后,我與汪先生的合作往來一直沒有間斷過。2005年1月我調離上海人民出版社,從此汪先生所有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的著作均由曹培雷負責了。

  此后,我與汪先生的聯系一直持續著,他沒有忘記我,時而將他發表的論文抽印本讓家里的阿姨郵寄給我,把新出版的著作快遞給我;時而讓我到他合肥路府上做客用餐。汪先生沒有忘記我,我也一直惦念他;汪先生走了,他永遠留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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